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相当普遍，这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而真正从全局来注意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关系，也就是说自觉将之设计为一个专题研究应在80年代。这一思想见之于傅璇琮先生在1984年为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作序时提到的一段话：“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
戴伟华先生多年来便一直从事幕府与文学的研究，其方法则是文史结合。作者开始注意到文人入幕对创作的影响始于1986年做硕士论文《论中唐边塞诗》时，在写论文的同时，就在做文人入幕的资料搜集和梳理工作。在这过程中他对唐代幕府制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越来越感兴趣，曾作过一次考察，其成果即为《唐代幕府与文学》。由于此书视角新颖，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所以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但因为“大文学史观丛书”的编撰体例的限制，许多问题虽提出而未能深论。作者认为要将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研究透彻，必须从史的方面下功夫，把资料搜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有意识集中精力去了解唐代所特有的方镇制度，对入幕的文人进行全面清理，将文人入幕的时间和地点一一考出，其成果为《唐方镇文职僚佐考》，这一成果在唐代文史学界享有盛誉，《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有专文评介。以后为了探讨文人入幕与创作的关系，作者又收集整理了事类材料，在《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和《方镇文人创作编年》的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相结合的过程和它所包含的目标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除关注文学文本的研究之外，注意在相关学科的视野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将一些在文本研究中难以说明的问题，通过对事物关系的研究作出比较确切的说明和解释。
正因为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为研究的基础，唐代幕府与文学的探讨具有了广阔的前景和深入探讨的可能性，并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戴伟华先生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以探讨文学生成的环境、作家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文人群体行为对作品风格的制约等文学问题。由于使用了文史结合的方法，新见迭出。比如可以较为准确地对进入方镇使府的文人分布和文人素质进行分析。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出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揭示出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依据这些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文士入幕在安史之乱前后发生重大变化，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素质上看都是如此。（二）肃宗、德宗年间文人入幕形成高潮与文士避乱南方在政治经济上寻找依托相关。（三）方镇幕僚进士及第出身者占绝对比例，是因为方镇多用文吏、朝廷规定幕僚必须有出身和大量及第文士不能仕于朝廷而寻求出路等因素的作用。（四）文学家占籍多为北方而为幕僚则多在南方，这顺应了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客观上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五）对南方区域作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发达富饶地区（如淮南两浙）、次发达富饶地区（如荆南山南东道）、落后地区（如岭南福建），这样有助于解释幕僚分布的规律。
作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戴伟华先生在使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时，着眼点仍在文学上。以文人分布和地域文化为契机，贯穿着由于方镇制度对文人生活的影响，中晚唐时期“文化下移”、“文学多元”的观点，全面揭示使府文士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因使府文人分布引起的文学变化，从地域性和时代性两个方面讨论了使府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并分别论述了唐代诗歌、散文、小说与使府的关系，阐述使府文人的生活对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新风貌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讨论了有关方镇使府的文人送别诗在诗歌传播中的意义，使府唱和诗作为一集体诗歌创作形式在作家群形成中的作用等等文学问题。在讨论“使府文学的地域性和时代性”时，注意到了幕府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点，揭示了安史之乱后南方使府文人对唐代文学区域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唐代诗歌在中唐以后呈多元化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在对民间文艺和文人创作的比较中，确定了地域性文学特点表现在两个层次上，即以表演方式和传播方式──语音、音乐等为重要内容的主要层次；以文本来表现区域所含有的风俗民情、山川地貌、物产等内容的次要层次，指出我们通常进行的所谓文学地域性研究是局限于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面对的是文人作品。这样可以把研究放在一个合适的文化定位上，从而对文学的地域性差异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此作者还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前期的着重东西文化交流已渐渐转变为着重南北文化的交流。
材料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考订是理论阐述的前提。由于有大量的材料，才有可能重新考察和正确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目前人们非常注意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事项放在较宽阔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必然会使用所谓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难度之一就是：作为一个文学史工作者，对文学史的熟悉是最基本的能力，而对深化文学史研究的中介物及其背景事物的真正认识却是难于做到的。在唐代幕府与文学的研究中作者对资料的考订和关于某一现象或制度的考证，功力深厚，可以说成了史学领域的专家，这和那些仅仅将某一领域的概论用来与文学生硬拼接的做法区别开来。
戴伟华先生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对于推动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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